【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晓雄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姜华】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主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此次演讲被一些媒体描述为“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纲领”“美国官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演讲标志着美国战略和经济思维的深刻转变。西方多国媒体称，沙利文的演讲意味着美国将终结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拜登政府将用“新华盛顿共识”代替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美国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虽然对于这个秩序的具体样子，华盛顿自己也不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该秩序并非沙利文所说的“更公平、更持久，为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地人民谋福利”的秩序，其底色和基础一定是“美国优先”，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维持美国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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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纲领”

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虽然没有提到新自由主义，但却对这一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全球广泛推行的政策大加挞伐。据美国Intelligencer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在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被削弱、对地缘政治对手的“危险性经济依赖”、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以及严重的不平等。

为应对这些挑战，沙利文提出几项措施，包括美国政府将在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长期投资；与伙伴国家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有韧性的、领先的技术工业基地，让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共同投资和相互依赖；超越传统的贸易交易，建立创新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用“小院高墙”来保护美国的基础技术。

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高索普认为，“新华盛顿共识”有三大要点，包括美国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恢复了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美国试图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试图以“友岸外包”代替“离岸外包”，将战略供应链集中于美国的盟国；美国挑起“经济战”。对于最后一点，高索普解释说，沙利文曾表示拜登政府希望确保下一代技术为“民主国家”所用，为了保证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华盛顿正在将国际经济体系“武器化”，阻碍其他国家发展经济。

沙利文的演讲受到西方多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政治新闻网”等西方主流媒体都认为，这一演讲意味着美国推行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外交政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及其批评者一致认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

为美国奠定世界霸权的政策将被抛弃

“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是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的，指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土耳其《沙巴日报》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华盛顿共识”的两大推动机构。

几十年来，美国两党在国内外经济问题上都主要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过据美媒报道，现在美国国内很多左翼以及右翼人士都对这一政策不满。不少美国政界人士认为，在造成美国工业空心化、加剧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等问题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民粹主义上升和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此外，很多美国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让中国等少数国家获益，而这对美国“构成威胁”。高索普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沙利文提出的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帮助美国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可以帮助解决国内社会问题。

作为从尼克松到奥巴马都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战略，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利自然远大于弊。CNN主持人扎卡里亚直言，美国政府非常虚伪。推行新自由主义，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七国集团经济产出中占比持续增长，美国各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他举例说，iPhone的制造线分布在六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但绝大多数利润进了美国的口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表示，工业空心化等问题本质上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改革迟滞、利益分化加剧、政策激化严重等因素导致的，需要美国在国内进行改革才能解决。他强调，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各种经济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方便了美国资本的输出和国际剥削。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和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的技术，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中心—外围”“消费—生产”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加强，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而这为美国的长期霸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了经济利益外，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有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完成了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药方进行“治疗”，一度造成货币飞速贬值、国际资本外逃、经济出现负增长等恶果；拉美以及非洲多国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后，也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新自由主义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却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对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他们的想法“很抽象”

“拜登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埋葬自由贸易时代”，据“政治新闻网”报道，拜登团队正在缓慢地将世界贸易组织转变为一个反映华盛顿价值观的经济俱乐部，而此前世贸组织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机构之一。美国还寻求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新的经济伙伴关系。《纽约时报》认为，美国去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标志着华盛顿对全球自由市场承诺的终结。该法案内嵌了数千亿美元的绿色能源开支，在美国政府直接补贴企业的同时夹杂着“购买美国货”的贸易限制。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拜登政府的另一项标志性产业政策——《芯片与科学法案》，也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拜登政府一直希望终结自由贸易时代，以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但却尚未勾勒出这一秩序的基本轮廓。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曾表示，拜登政府将试图围绕“保护工人”建立这个秩序，以取代全球化的旧模式。沙利文在4月27日的演讲中也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全球劳工战略，通过外交手段促进工人的权利，该战略将建立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的快速反应劳工机制等工具的基础上，该机制强制执行工人的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政治新闻网”直言，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试图颠覆现在的全球化，通过实施较高的环境标准以及给予工人更好的待遇，让此前逐利的资本从工资低的国家和地区迁往工资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分析认为，与美国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工资待遇以及环境保护方面，自然优势更少。

除了维护工人权益这一具体政策，美国政府对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论述很少。“他们（拜登的智囊团）的想法最多也就是抽象的。”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沙利文将拜登的经济愿景比作前卫建筑师盖里的设计风格，“最终，我们建立国际经济架构的方式不会像二战后那样有清晰的支柱，而是更像盖里设计的建筑风格——结构和物质的结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本森表示，盖里的新博物馆将于2025年在阿布扎比开放，其设计主题是由“故意凌乱走向清晰”。本森认为，这种“故意制造混乱”的经济秩序现在正在逐渐形成，比如美国与欧盟达成的《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

有分析认为，美国所说的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是要跟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与中国竞争，重启炉灶，建立“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筑起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它强调的不是开放、多边、平等、互惠的自由贸易，而是建立由美国整合及主导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明确将中国排除在外，鼓吹在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

不管美国想构建的新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它必然是“美国优先”政策的产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无论沙利文宣扬的是什么，他想建立的是一个首先为美国工薪阶层和产业服务的世界经济秩序，要有利于美国气候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其次，这个秩序要为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服务，而这些伙伴的受重视程度将取决于它们在供应链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的地位。最后，这个秩序才可能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新华盛顿共识”并非共识

事实证明，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并不容易。首先在美国国内，虽然在主导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上，两党针对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但美国政界还没有就“新华盛顿共识”形成共识。美国Intelligencer新闻网评论称，如果没有两党议员的支持，这种共识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果共和党赢得2024年大选，那么拜登的大部分愿景很有可能被推翻或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美国国内各行业利益根深蒂固，将坚决反对政府进行任何激进的经济改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称，华尔街作为信贷的发起者和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不会接受美国金融业辉煌的终结。军工企业也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调整。扎卡里亚则认为，拜登政府希望加大对经济的干预，但从历史上看，这类干预行动效果并不好，企业会专注于游说政府而不是积极应对市场，补贴反而延缓了创新的速度。

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跟随美国与中国“脱钩”。高索普表示，“新华盛顿共识”将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尽管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华盛顿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盟友协调行动，但是沙利文阐述的美国新国际经济政策完全由美国制定，并没有与盟友协商。此外，盟友还需要和受到美国财政补贴的行业进行竞争。华盛顿对“美国制造”的补贴会让不富裕的国家更难发展自身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迫使这些国家做出地缘政治选择。如果拜登政府建设的新技术产业基地只有美国及其盟友才能进入，那么各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将是享受好处的前提条件，但鉴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变性，印度和巴西等国可能不愿意因美国的承诺而调整其国内外经济政策。

《纽约时报》称，许多人把美国提出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看作地缘政治对抗的表现，而非出于自身利益的产业政策。“新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好处是否会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也值得怀疑。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美国国内技术工人短缺，且反对增加移民数量，制造业工人总数不太可能增加，现有的工人只能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此外，由于政府对政治和安全的考量会发生改变，因此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全球供应链并不一定比基于经济逻辑的供应链更具有韧性。